
《资治通鉴》第二卷 周纪二
【原文】
秦孝公薨,子惠文王立。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,发吏捕之。商君亡之魏;魏人不受,复内之秦。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,发兵北击郑。秦人攻商君,杀之,车裂以徇,尽灭其家。
【译文】
秦国秦孝公去世,其子即位为秦惠文王。因公子虔的门下人指控商君要谋反,便派官吏前去捕捉他。商君急忙逃往魏国,魏国人拒不接纳,把他送回到秦国。商君只好与他的门徒来到封地商於,起兵向北攻打郑。秦国军队向商君进攻,将他斩杀,车裂分尸,全家老小也被杀光。
【材料解析】
坏人是会升级的,可怕之人同样如此。
日常生活中,我们接触的人越多,遇到的人也多种多样。比如,遇到讲道理的人,他们只是暂时性可怕,而不讲道理的人会一直让人害怕。
我在看《商君列传》的时候,以为商鞅这个人很可怕,可到后来才发现自己把可怕之人想得太简单了,公子虔这类人远比他更可怕。
展开剩余88%商鞅在秦国变法期间,严刑峻法,没有任何情面可言,使得一些无辜的人深受其害,这是很可怕的。
他的可怕之处主要体现在小事上没有商量,大事上一视同仁,一切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公平。
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执法机器,他的行为,有时带有一种不可预测性。
公元前358年,商鞅法律颁布一年后,秦国老百姓都控诉新法不便,其中太子带头触犯了法律。虽然商鞅不敢对太子动粗,但是他敢拿公子虔开刀。公子虔可是秦孝公的亲哥,秦国都是他们家的。古往今来,权贵犯错,正常人都会主动找替死鬼帮他们开脱。可商鞅偏不,只要有人触犯法律,就要有人承担责任,尤其是当事人。
为了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,商鞅把可怕和冷酷发挥到极致,这种极致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。
新法实行十年,当初说新法不便的人,现在转头说新法好。结果商鞅上纲上线,把这些人当成乱法的刁民,一律将其发配到苦寒之地。他的原则是既不允许别人评论他的好,也不允许别人评论他的错。
总之,商鞅在秦国变法的十几年里,能有多恐怖,就有多恐怖。
然而你会发现,商鞅向我们所展现出的恐怖程度,毕竟还是有限的。如果把恐怖程度划分十八层,那么商鞅还只到达十层左右;人类历史上的大反派里,商鞅只算个入门级别的小喽啰。
为什么呢?
因为他仍然是一个人类价值体系里的人。同情心、共情能力、妥协智慧他虽然都没有的,但他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东西---强国思想。
商鞅,他不是疯狗,见谁咬谁。
变法之前,为了取信于民。他不惜用五十金作为奖励,只要有人按照他的要求,将南门一根木头搬到北门,他就重赏那个人。
颁布法律第一年,这作为变法改革最关键时期,若稍不注意就会前功尽弃。于是,为了给全国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,商鞅不惜先拿权贵们开刀。因为他知道,唯有抓典型尤其抓权贵这种典型,才能真正体现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。相反,如果他只是抓几个小米小虾顶罪,那么不仅起不到威慑作用还会失信于民。事后,老百姓会想,原来商鞅变法是在变花样整普通老百姓。
颁布法律第十年,秦国很多不良现象已得到纠正,其中老百姓获得的实惠最多。这个时候,如果商鞅不够冷静,被胜利冲昏了头脑,那么他就很易被君主猜忌。
秦孝公会想:原来你商鞅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收买民心。如果再让你这样搞下去,那全国百姓眼里都只有你。这还得了,赶紧把你拿下。
变法是国富民强的百年大计,若不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,好事就会变成坏事甚至是灾祸。曾经因变法得罪过的贵族,他们会趁商鞅犯错时,怂恿秦孝公弄死他。
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近二十年,之所以没有被人打倒,一部分是秦孝公全力支持,还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心正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秦国,为了人民,对于自己,他从来没有想过。
在他心里,想过的或许只有两个凡是:凡是敢于挑战法律权威的,无论是谁都逃脱不了处罚包括贵族;凡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,只要法律上有明文规定,都给予重赏尤其是重赏基层老百姓。
所以总的来说,商鞅并不是一个最可怕的人,起码他是一个人类道德体系之内的人,他之所以表现出冷酷和恐怖,都是为了富国强兵。
尽管商鞅的变法手段让不少人感受到了‘可怕’,但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公子虔等贵族群体时,会发现他们带来的威胁与恐怖,远超商鞅。
在商鞅变法的二十年里,由于商鞅打破贵族世袭制等特权,他们就默默隐忍了他二十年。
商鞅的本质,是一个坚定的护法狂魔,他让人感到的可怕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。公子虔等人却不同,他们是一群自私自利的暴徒,他们让人可怕的地方在于:只要你损害了他们的利益,他们就会想办法伤害你,没有理由,你的存在就是错。
从古到今,无论什么年代,什么组织,祸害人类最深的,往往都是后者。
在整个变法周期内,你看商鞅因为个人私情,动用法律武器伤害过任何人了吗?并没有,来来去去,也就是在努力推行变法,过程中可能态度强硬,没有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的平衡而已。
如果说商鞅是法治的执行者,那么包拯却是法治的维护者。在包拯为官二十年期间,他从始至终都是拿着人头铡在维护北宋律法。凡是他经手的案子,没有哪个可以靠私情糊弄过去。上至皇亲国戚,下至平民百姓,他能管不能管都敢管,只要有人触犯法律,不是给他虎头铡伺候就是给他狗头铡伺候。
而公子虔等贵族群体则截然不同。
要说商鞅等人是君子中的小人,那公子虔他们就是小人中的流氓。
他们让人害怕,无迹可寻。当商鞅把公子虔鼻子挖掉,在公孙贾脸上刺字时,他们并没有与之发生激烈冲突而是默默承受。默默承受他人对自己的伤害,并不默许这个伤害消失,而是先选择隐忍,等待时机。
公元前338年,秦孝公去世不到五个月,公子虔等贵族就指使门客指控商鞅谋反,然后直接派官员前去抓人。最后,抓住商鞅便随即将其车裂分尸。他们所作所为没有底线,不会念及你做大蛋糕的功劳。
公元前207年,赵高将李斯陷害致死后,便做了帝国丞相。赵国为了试探还有哪些人反对自己,于是在朝堂上牵来一只鹿,然后说这是马。秦二世诧异质疑,赵高便让大臣们表态。大臣们有的害怕赵高的权势,不敢做声;有的为了讨好赵高,就阿谀奉承地说这肯定是马;也有的大臣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,直言不讳地说是鹿。事后,赵高通过各种手段把那些不顺从自己的正直大臣纷纷治罪,甚至满门抄斩。
在赵高和公子虔等流氓的心里,不管你为组织做过多大贡献,只要你得罪了他,那他们就会想办法弄死你。对他们来说,不讲规则、不讲套路、不讲人情,只讲你的行为是否对他们有利。
所以,一对比你会发现,公子虔这类人,他们在人类价值体系之外,没有家国情怀,眼里只有私利。
你骂他们卑鄙、无耻、不要脸,没有任何作用,他们只会觉得你非常幼稚,而你自己也会觉得自己非常苍白、无力、可笑,因为他们对道德完全免疫。
国家观念和个人信仰,社会评价,对商鞅来说非常有意义的,但对公子虔等人来说没有意义。
徇私枉法、滥用私情,商鞅等人是绝对不允许的,但公子虔等人却可以漠然处之,因为他们明白一件事:消灭所有觉得我不对的人,我就变成那个对的了。
和公子虔、赵高等人没什么道理可讲。他给你许的诺言、你给他讲的道理全都是放屁。表面上,你好我好大家好,转过头他们就在你背后,给你捅一刀。
举几个小例子。公子虔被商鞅给了鼻子后,立马蜗居在家里八年,不问朝堂之事,也不跟秦孝公诉苦,等秦孝公去世,他便立马就跳出来打商鞅个措手不及。始皇死后,赵高拉拢里斯,与胡伪造诏书,赐死扶苏,立胡亥为帝,即秦二世。李斯单纯地以为,赵高和胡亥两人从此被自己拿捏,殊不知自他上了贼船后,赵高便为扳倒他做开始准备。待到时机成熟时,就将李斯全家推出去,斩首示众。
我们接触的人不同,可怕之人也有区别。
这些人有两类。一类不会摧毁人类的文明体系,只会将人类文明推向高度,但是另外一类就会。
商鞅、包拯....他们铁面无私,不讲人情。但是你不会觉得这个社会很烂,看不到希望,反而觉得未来充满希望。
商鞅变法期间,秦国老百姓会窒息吗?不会。因为商鞅所表现的可怕,是针对特权阶层的,他们打击的是违法乱纪的个体,对于老百姓和国家来说反而是好事。他们为整个大秦帝国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,这是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。内心深处,他也明白所作所为确实有点过分,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,但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。因为如果没有铁腕手腕,很多事情是搞不下去的。王安石的青苗法、康有为的戊戌变法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而公子虔、赵高....这些人,他们在人类文明体系之外,是破坏根本价值观念的虐原体,是走向富强和文明道路上的蛀虫,它们会复制、吞噬、然后再蔓延。从秦朝的赵高蔓延到到汉朝的张让,再到宋朝的秦桧,一路蔓延至今。
所以说,活在赵高、张让、秦桧时期的老百姓,他们会特别绝望。虽然最后赵高等人被新生代战胜了,但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战胜的,很明显这是时间老人偏心才战胜他们的,否则压根没有人战胜他们。
然后,无数个乌合之众的人生跟着一起沉了,还毫无察觉地开心跟着喊着:太好啦,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,一鲸落,万物生。
实际上,谁战胜了公子虔,谁战胜了赵高?没有人。我们总认为商鞅铁面无私,不讲人情的人,感觉他们很可怕,实际上真正可怕的还是公子虔那些“流氓”。这些“流氓”一直都存在我们身边,只是我们很难发现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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